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活水，是解决一切技术难题的总枢纽。

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加速，全球科技竞争日益聚焦于基础前沿领域，原创性、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，优化科研布局、强化投入保障、革新体制机制，以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，对于巩固强国复兴的根基至关重要。本期“教育大计大家谈”栏目，特邀多位专家学者，共同探讨如何以更强力度、更实举措，深化基础研究，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。

对话嘉宾：

陈晔光（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昌大学校长） 李晓强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、副研究员） 刘铁岩（北京中关村学院院长、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） 张嘉漪（复旦大学基础研究发展中心主任、脑科学与脑功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） 阳铭（兰州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、天然产物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教授）

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空前紧迫的需求

记者：当前，为何要以更大的力度加强基础研究，这种紧迫感体现在哪些方面？

陈晔光：中国经济正经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，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，对源头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迫切需求。一方面，对事物根本原理缺乏深刻认知，难以产生真正颠覆性的应用成果。另一方面，原始创新过程中催生的新技术、新路径，也可能引领技术变革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。加强基础研究，是从源头化解“卡脖子”风险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选择。

李晓强：应用端的问题越复杂，越会迫使我们回归基础研究的源头。当前面临的诸多瓶颈，表象是材料、设备、工艺或软件受制于人，深层原因在于基础科学原理和底层规律尚未实现真正突破。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支撑，就难以在原创道路上取得实质性进展，只能在已有领域进行低水平重复。

刘铁岩：当前的基础研究已成为竞争的底层能力。过去，我们能在很多领域沿着既有技术路线追赶，通过工程优化、产业组织和应用创新实现快速发展。但如今环境已大为不同：全球科技竞争已前移至基础原理、技术范式、系统架构和关键工具层面；同时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重塑科学发现和产业组织的方式。因此，今天谈论基础研究，已超越了过去对论文、学科和实验室的理解，而是要通过原始创新催生新质生产力，掌握未来的主动权和话语权。

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，兼顾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

记者：基础研究应“两条腿走路”，即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如何更好地平衡两者？

张嘉漪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，虽然路径不同，但都指向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。目标导向能提升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组织效能，其关键在于围绕生物安全、人工智能、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，找准背后的科学规律、关键机制和共性问题，而非简单将其转变为工程攻关。自由探索是产生原创突破的重要源泉，许多重大成果早期并无明确应用目标，源于对基本规律的长期追问。基础研究的魅力在于其不确定性，今天的“无用”认知，可能成为明日产业变革的种子。

阳铭：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是互补共生的，并不矛盾。自由探索虽短期内难见实用成果，却为未来技术突破奠定科学基础；目标导向研究聚焦现实需求，也能提炼出新的基础科学问题，反哺自由探索。这启示我们，要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紧密结合。

陈晔光：把握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平衡，关键在于尊重不同研究的特性。自由探索需要长期稳定的支持和宽松无功利的环境；目标导向研究则需明确目标并配置相应资源。如此才能实现“两条腿”协调发展，持续激发原始创新活力。

记者：新型研发机构在基础研究中如何发挥作用，如何打通成果转化链条？

刘铁岩：新型研发机构的优势在于对产业需求的敏感度，以及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开放的协同模式。以中关村人工智能研究院为例，其“新”体现在“产学研创投”一体化平台、与北京中关村学院融合发展形成有组织的科研梯队，以及以项目制打造兼具产业洞察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团队。要打通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链条，关键在于明确“谁来提出问题”和“谁来验证成果”，答案是：问题源于产业，方案回归产业。为此，我们采取了三项举措：一是让科研选题直接对接产业需求，组织师生深入企业调研，提炼科学问题；二是建立院企联合产业园区，引领企业前瞻布局，协同攻关；三是打通科研转化通道，搭建研究者与创业者流动的“前店后厂”模式。

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

记者：科研经费是基础研究的物质基础，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仍有提升空间，如何优化分配？

李晓强：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预计将达到2778亿元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超过7%，但与全球创新强国相比仍有差距。这要求我们既要加大投入，缩小差距，又要深化改革，优化经费分配结构，将有限的资金用在“刀刃”上。基础研究需要长期坚持，故经费支持也应连续稳定。对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研究，应采用定向委托和稳定支持方式；对成熟团队、重大基础设施等，应提高稳定经费比例，建立跨周期的资助机制。

阳铭：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的产出不可预测，主要依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渠道支持。经费分配向优势团队集中有其合理性，但也应关注青年科研人员在起步阶段的困难——他们思路活跃，敢于挑战难题，但资源获取能力不足。因此，在激励顶尖突破的同时，要保障广泛参与，评审中更关注申请人的创新潜力和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，使资源更合理、精准地流向有潜力的创新者。

记者：当前投入方式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构建多元化投入格局？

陈晔光：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中，中央财政投入约1000亿元，其余来自地方财政及其他主体。目前经费来源仍主要依赖政府财政，企业对高风险、长周期的基础研究投入意愿不强，短期内难以成为主要力量。

张嘉漪：针对产业“卡脖子”技术背后的基础研究，可推行企业或产业联盟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机构联合资助模式，由企业和高校共同凝练问题、投入资源，由科学家领衔攻关。这既能确保科研选题紧贴产业需求，也能为基础研究开辟稳定资金渠道。复旦大学已构建“复旦科创母基金+科创投资基金+社会专项资金”的协同投入体系，并深化与头部企业战略合作，成立119家校企联合实验室，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。

刘铁岩：多元投入的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给予方针牵引，企业提供问题与场景，科研机构贡献原创能力，社会资本提供灵活接续。对源头性、“无人区”方向应保持耐心，加大对非共识方向、青年人才和关键基础平台的支持；对产业牵引型基础研究，应让企业更早参与“出题、共研、验证、转化”，政府通过联合基金、场景开放降低协同成本，社会资本接续中试放大和早期转化。

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，为自由探索留出空间

记者：科技评价改革已取得积极进展，当前基础研究评价体系仍存在哪些难点，如何改进？

陈晔光：基础研究周期长、不确定性高，评价难点在于难以量化衡量。原创性研究方向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更久才能显现成效，若早期无显性产出即停止支持，可能扼杀重大发现。评价改革应回归专业判断，实行“小同行”评议，重点考察研究工作的原创性、科学意义和长远潜力。论文发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，但不应“唯高影响因子”。

李晓强：除完善评价周期、指标外，评价维度需更全面。基础研究过程中的新方法论、工具开发、技术路线积累具有长期意义，不能重结果、轻过程，应对基础研究过程中的隐性产出完善制度化认可途径。应建立过程贡献与风险价值识别机制，将原创方法、工具、技术路线、关键数据集等纳入正式成果体系。建立“探索风险档案”，记录并认可科学合理的试错和高风险探索过程。

张嘉漪：一个项目未达预期指标，是研究人员不作为还是通路本身就是死胡同？证明死胡同同样具有极高科学价值，但在评价层面极难界定。因此，建立科学的“宽容失败”与退出机制很有必要。

记者：部分科研人员，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面临考核周期短等压力，如何为他们成长提供更好环境？

阳铭：绝大多数青年科研人员都怀有积极进取的上进心，并不畏惧学术检验。青年学者入职后，应首先获得开展正常科研工作所需的必要条件——经费、招生名额、实验室空间等。考核要求也应与配套支持水平相适应。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周期虽长，但在相应周期内取得阶段性进展是可以实现的，且不一定以论文为唯一呈现方式，可用人单位可根据学科特点和研究难度，进行基于实质贡献的专业评判。

刘铁岩：搭建更灵活的机制和更包容的评价体系，为有潜力的青年人才提供安心深耕的科研沃土，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一是建立匹配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体系，关注阶段性评价，让青年在探索中持续获得正向反馈。二是提供长周期、稳定的资源支持，为青年人才配套岗位保障、团队资源、仪器平台、交叉合作和阶段性经费，让他们在重大任务、交叉团队和真实问题中锻炼。三是培养更多能够定义问题的领军型人才，允许青年人才自主立项，鼓励他们自己发现真实问题、组建团队、管理经费、对接产业。当青年人才主动牵引研究路径，这种主动性能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具定力。